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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三顾茅庐的真实可靠性 诸葛亮是三顾茅庐被请还是自荐?

发布时间:2016-10-08 13:42 | 编辑:www.ljlishi.com | 来源:论剑历史网 | 有问题联系小编QQ:7384656

一部《三国演义》,似乎总是绕不开三。一开篇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接着就有了三英战吕布,三让徐州,土山约三事,三顾茅庐,定三分隆中决策,荆州城公子三求计,三气周瑜,最后一直到三分归一。本文要说的是三顾茅庐

  在这所有的三字故事里,三顾茅庐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全书来讲,三顾茅庐是转折点,是乱世群雄逐鹿趋向三国鼎立的路向标。按照以往的主流认识,三顾茅庐这一历史事件,主要在刘备与诸葛亮个人之间展现其历史语意,无论是刘备的思贤若渴,还是诸葛亮的得遇明主,都不出传统的圣君贤相的理想范畴。但如果回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跳出《三国演义》的语境,再看诸葛亮的出山,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整个荆襄士人集团的长期暗潮涌动,和同一地区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而这暗潮的起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纵观整个东汉,可以说是外戚、宦官交相掌权,不断博弈的一个过程,这个博弈得以展开的基本平台就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宫廷政治。在这个皇权视野下,外戚也好,宦官也好,本来都只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但是,人毕竟不是棋子,哪怕是作为残缺人而存在的宦官,也还是人。所以当这些有生命的“棋子”开始逆向夺权的时候,皇帝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棋子。于是,东汉的政权主导力量,遂在皇帝、外戚与宦官三者之间不断游走,而无论是哪一派,都不喜欢那些以儒家伦常为操守的士人集团。因为儒家强调君轻民贵,主张做臣子的要敢于坚持原则,甚至不惜直接对抗皇权,不仅可以“谏”,而且可以“怨”。故而早在西汉时期,汉宣帝就已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东汉将亡之际,何太后还没忘记宦官统领禁省是“汉家故事”,并表示不愿“与士人对共事”。这些,都是统治阶层的真心话大流露。

  所以三派之间虽然互有斗争,互有勾结,但核心理念则在于都不希望让国政大权旁落到士人手中。只是偶然有个别外戚会因为具体的政治需要而借重一下士人的力量,如王莽的篡汉和窦武的对抗宦官。但不幸的是后者对抗失败,反被宦官所杀,相应的,那些反抗宦官乱政的士人,无论是否与窦武有牵连,都遭到了惨烈无比的杀戮与株连。首都的太学生们首当其冲,遭遇到残酷迫害。面对这一冷酷的政治现实,士人集团开始逐渐淡出中央政治舞台,转而在地方上形成自己的家族式势力范围,并通过地方文教事业,逐渐又产生出新的后继力量。而荆襄地区的士族力量又尤其强大。

  史载,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华盖,甲第掩映”,时人称为“冠盖里”。当时襄阳的地方豪强有七家,分别是庞、黄、蔡、蒯、马、习、杨。如庞德公、庞统、庞林、庞山民、黄承彦、蔡瑁、蒯越、蒯良、蒯祺、马良、马谡、习祯、习珍、杨虑、杨仪、杨颙,均是各自家族中的优秀人才。这些人物,在三国中基本上都是作为个体贤才出现的,事实上则各有家族背景。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并且多有联姻关系,这一点在后文中还会提到。(参阅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这些大族固然对于荆襄地区有很大影响力,具体到董卓之乱的时代,更直接的影响荆襄地区的则是一些公然搞武装割据的地方豪强。当时“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这些军事力量不仅与中央政权和邻近的地方政权对抗,而且也逐渐触动了主张文治路线的地方士族的生存安全与家族利益。

  就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作为皇室宗亲兼平反名士双重身份的刘表来到了荆州。

  刘表的荆州平定

  可想而知,地方豪强根本就不理睬这个单骑赴任的刺史,士族集团对之也持观望态度。

  刘表为打开局面,开始亲近七大家族中的蔡、蒯两家,并亲自拜访蔡、蒯两家的主要人物蒯良、蒯越与蔡瑁,向其问计。

  面对刘表的问计,蒯良与蒯越兄弟二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

  蒯良认为:“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

  蒯越却认为:“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参见晋司马彪《战略》)

  猛一看,蒯良的观点非常迂腐。因为刘表已经挑明了他的担忧:内有割据豪强,外有袁术这样的大敌,荆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一句话,他需要的是救急药方。但蒯良却要刘表去搞文治,兴学校。岂非不识时务?

  实际上大不其然。这也是一个试探与相互试探的过程,蒯良要看一看刘表是不是能够接受士族的价值取向。而蒯越则似乎对刘表较有信心,所以直接开出了药方。

  而刘表的回答则更耐人寻味:“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


子柔是蒯良的字,异度是蒯越的字。那么,雍季和臼犯又是谁呢?

  这两位都是晋文公的重臣。其中臼犯就是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因其字子犯,所以又被称为舅犯,又写作臼犯。当年城濮之战前夕,晋国的战略规划从外交到军事,全部出自狐偃之手,核心思想就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诈”字。晋文公听取了狐偃的建议后又向雍季征询意见。雍季认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虽然晋文公没有采纳雍季的建议,但在他依靠狐偃的规划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后,却将最大的封赏给了雍季。他的理由是:“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后来孔子读史于此,也不由感慨:“临战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

  明白了这个历史典故,刘表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他愿意在理念和长远规划上接受蒯良的路线,而在近期策略上采取蒯越的指导。一个政治联盟就此形成。

  在蔡、蒯两家的支持下,刘表先是令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又对剩下的割据势力——盘踞在襄阳的江夏贼张虎、陈生进行了招降,负责这一工作的又是蒯越,他与另一名士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靠着这种诈谋与奇袭结合的手段,刘表迅速平定了荆州。在此后的五年中,刘表依据蒯良的文治路线发展荆州,兴建学校,招揽名士,刘表自己也亲自参加射礼,“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凯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三百有余人”。(荆州文学记)

  另一方面,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黄巾之乱,接着是董卓之乱,中央势力急剧衰微,军阀混战的局面渐次形成,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陕西一带,沦为最惨烈的战场。当地的一些士人群体开始纷纷向战乱相对较少的地区迁移。荆襄地区因其便利的水陆交通,和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很多中原士人播迁的首选乐土。使得荆襄地区逐渐成为一个乱世中的人文乐园。

  但是,单骑入荆州的刘表,毕竟缺乏自己的家底,这一缺陷如果在西汉初期,实在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在东汉末年则就不免成为一个致命缺陷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西汉到东汉的社会结构变迁。

  家族的崛起与个体的式微

  我们只需把汉高祖刘邦与光武帝刘秀的开国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看出很多问题。

  在汉高祖的时代,传统的封建结构已经被摧毁,而新的郡县结构还在形成过程中,所以陈胜吴广可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应的,如萧何、张良、韩信、樊哙、陈平、曹参等一帮兴汉的从龙之士也都没有什么集团背景,无论是贵族出身还是草莽英雄,在帮助刘邦建立基业的过程中,都是作为独立个体发挥作用的。但是,到刘秀打天下的时代就大不相同了。首先,刘秀自己就是所谓的太学生集团的一分子。同时,虽然西汉各帝在打击地方豪强上不遗余力,但新的家族化的地方势力还是层出不穷,而且以研究儒学经典为专业的一些学者也逐渐以此为核心理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集团化的新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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